2022长春钢琴培训为什么贝多芬并非古典音乐界的“朋克摇滚乐手”？

作为古典音乐领域永恒的“文化典范”，贝多芬和他的音乐作品有着跨越时代的伟大力量，而贝多芬的影响也在两个世纪以来日益渗入大众文化界——原本不起眼的遗作《献给爱丽丝》出版之后迅速为普通乐迷所熟知，而本就经典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更是无数次被流行音乐人改编、翻唱和化用。

近年来常有乐评人认为贝多芬是“摇滚乐的精神先驱”，毕竟其众多作品中体现出的“反叛”“抗争”“特立独行”的思想似乎的确与摇滚乐的精神“不谋而合”，甚至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由四个音构成的“命运动机”常常被一些流行音乐人视为“riff（流行/摇滚等音乐中的重复段）”的起源。然而这样的观点亦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而本文正是对这一议题的犀利反驳。

2020年夏天，关于"贝多芬是不是黑人"的讨论一度火爆互联网，这一议题将这位古典主义代表性作曲家引入了当今21世纪关于种族议题和社会公正的讨论中。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看似离奇的古典音乐议题流传多年，且这一议题的确难以回避——“贝多芬是个朋克摇滚乐手”。

倘若我们粗略地搜索有关贝多芬、莫扎特、李斯特或斯特拉文斯基等代表性作曲家的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大量文章和帖子，认为这些作曲家本质上是"朋克摇滚乐手"，甚至将他们与雷蒙斯乐队 (Ramones)、性手枪乐队 (Sex Pistols)和冲撞乐队 (The Clash)等现代流行音乐现象强行建立联系——这究竟是为什么？

层出不穷的“朋克乐手”

谁是古典音乐界的所谓“朋克乐手”？对许多评论家来说，似乎任何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主流规律的作曲家，都可以说是“朋克”，毕竟“朋克音乐”所强调的核心精神正是思想解放和“反主流”的尖锐立场。
英国古典音乐调频电台Classic FM曾发布一份简短的古典音乐“朋克”名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名单开始于中世纪修女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她广泛的圣歌旋律和作品中对于“风月”文本（risqué texts）的囊括，显然使她成为那个时代的"反建制人物"。
Classic FM的“朋克”名单中还包括柴可夫斯基，他因其交响乐中的情感流露而被认为是“朋克”。而二十世纪法国作曲家、指挥家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也出现在名单中，毕竟他试图激烈地拒绝过往传统，从零开始打造现代音乐的未来。而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英国学者约翰·巴特（John Butt）将16世纪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起的宗教改革视作古典音乐的"朋克摇滚时刻"。

此外，美国摇滚乐手和诗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曾断言，莫扎特是一个“朋克摇滚乐手”，因为他的音乐体现了"对新事物的追求，对新空间的创造，不被限制或定义"。同样，奥地利流行歌手法尔科（Falco）在其1986年的主打歌《摇滚阿玛迪斯（Rock me Amadeus）》中，将莫扎特描述为18世纪的叛逆者和摇滚明星“艾因庞克”(ein Punker)，并因其“酒量大”和朋克摇滚精神而受到异性的爱慕。美国记者丽贝卡·马兹（Rebecca Mazzi）则认为，20世纪初维也纳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的刺耳不和谐音乐可以看作是"朋克摇滚"，毕竟它丝毫不合规矩，明确地拒绝了过往的音乐传统。

贝多芬：“文化偶像”与“朋克典范”

贝多芬作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偶像”，他的贡献与成就几乎可以从“任何”方向和角度进行诠释——他似乎真的是一位“原生态朋克”的典范。一篇刊载于《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的戏谑文章曾经在贝多芬和性手枪乐队（The Sex Pistols）的贝斯手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之间建立了联系——两人都"捣毁了酒店房间"并创作了"反君主制音乐作品"。

音乐评论家科林·弗莱明(Colin Fleming)将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描述为"朋克摇滚"，因为它具有快速的节奏、喧闹的段落和整体"好斗且猛烈"的特点。而英国广播公司(BBC)则称，一年一度的“逍遥音乐会”（BBC Proms，世界著名的古典音乐节之一）或许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朋克摇滚音乐会"之一，而其中的贝多芬作品对19世纪的乐迷和音乐家而言尤其具有“挑战性”。

即便是学术界也无法抗拒这种分析思路的诱惑。美国音乐学家威廉·金德曼（William Kinderman）2020年曾出版专著《贝多芬：革命时期的政治艺术家》（Beethoven: A Political Artist in Revolutionary Times），而在该书的德语版书评中，作曲家贝多芬被描述为"叛逆且朋克"（Rebell und Punk）。

朋克音乐的传统与实质

朋克运动始于70年代中期的美国，后来扩散到了英国，后来却似乎销声匿迹了。因此，针对上述这些“贝多芬和其他古典音乐巨擘是’朋克’”的观念，似乎很有必要进行一些解构与反思。

一个核心问题是，“朋克”作为一个非常短暂的音乐运动（也可以视作一种有利可图的、巧妙策划的“义愤”表演），如乐手帕蒂·史密斯 (Patti Smith) 所言，的确以某种方式体现了“对新事物的追求"。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朋克摇滚是一种明显的“退步”——它通过喧闹的声音与挑衅性的、“粗鲁”的歌词来挑战耳朵，但其中并没有太多音乐层面的大胆创新。朋克只是加速的摇滚，其意义仅此而已。

朋克音乐主要依靠传统的乐器（吉他、鼓、贝斯），以及和传统的摇滚乐和弦结构。它拒绝了70年代其他音乐流派（尤其是前卫摇滚和迪斯科）的创新，变得更加精简，但更加根深蒂固/守旧——从本质上讲，朋克是一场“摇滚复兴运动”，而不是对音乐“无政府主义”“反叛精神”的重新想象或重新塑造。

音乐人类学者埃文·拉波特 (Evan Rapport)认为朋克的真正根源应当在布鲁斯蓝调中，并提出了一个激进而深刻的观点：很多所谓将“朋克”与“欧洲前卫艺术”联系起来的倾向，实际上是对历史的粉饰，试图“掩盖朋克在黑人音乐中的起源”，正如西方学界长久以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19到20世纪的黑人作曲家那样。

而回溯古典音乐，从莫扎特开始的代表性作曲家，常常被公认为“特立独行”“个人主义”；但他们是否应当被视为激进且反权威的“朋克”者，这一点很值得仔细讨论。尽管诸如莫扎特等人的音乐作品常常揭露社会问题，让同时代的人感到烦恼羞愧；但他们也为票房而写作，追求赞助商，寻求知名度——可见他们并非艺术层面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大多数代表性的古典作曲家，纵使如现代主义者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那样激进易怒，他们也多半将自身和自己的作品看作是一个更大的、连续的文化传统的一份子。

所以，谁才是真正的“朋克”？

尽管古典音乐和朋克音乐之间缺乏真正的亲和力，但“贝多芬是朋克摇滚乐手”这一议题的盛行，似乎是媒体和唱片公司在努力维持古典音乐的热度和魅力，让普通大众依然觉得古典音乐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毕竟，如今古典音乐的观众数量持续下降，在各大表演场所的热度难以维持。

然而可惜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正确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而“听懂”古典音乐恰恰需要听众具备敏锐的耳朵和思维，要求我们集中注意力、调动自身的音乐记忆、熟悉浩如烟海的音乐表现方式，乃至真正理解大规模的音乐结构。

将“咆哮般”的大约三分钟的朋克歌曲和贝多芬《第八交响曲》这样的鸿篇巨著之间建立联系，试图唤起听众对经典的兴趣，让听众在音乐厅的座位上“正襟危坐”——这似乎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帮助听众深入了解和驾驭长达半小时的管弦乐作品，更遑论深刻理解其中的深度和复杂内涵。

如果我们必须在朋克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建立联系，我想我们可以看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他在1913年创作了芭蕾舞剧《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而据说该作品在巴黎首演时曾经引发了一场骚乱——这被誉为现代主义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由此将斯特拉文斯基贴上“朋克”标签，似乎还是有点“强行解释”的意味。

斯特拉文斯基的这次演出，如同1976年性手枪乐队（the Sex Pistols）的传奇性首场演出一样，被笼罩在“神话”之中。而就古典音乐现状来看，几乎对每次演出而言，声称想要到场聆听的人数总是远多于实际到场的人数——也许“古典音乐就是朋克”的比喻应该就此打住了。